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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文/董元奔 ...（徐志摩） 提到徐志摩（1897-1931），我們首先會想到林徽因、陸小曼，想到他的愛情，然後就會想到他那首帶有異國清懷、唯美情調和淡淡的感傷色彩的浪漫主義詩歌《再別康橋》，似乎成年後生活在血雨腥風的舊中國的徐志摩是個與時代格格不入的浪漫小哥。其實，徐志摩並未脫離時代，他始終關注著時代，他那不如意的幾段愛情生活其實也是時代的產物。 徐志摩是詩人，我們不妨從他的詩歌中去發現真實的他和他的詩歌面貌。 徐志摩的詩歌創作起於劍橋大學留學時期。1921-1922年，徐志摩在劍橋接觸到了帶有唯美色彩的英國浪漫主義詩歌流派「湖畔派」的作品，還與劍橋大學教授、唯美派作家狄更生成為忘年交。徐志摩詩歌所呈現出來的帶有唯美色彩的浪漫主義特徵，與他這兩年的劍橋生活有一定關係。 但是，任何作家作品中的浪漫主義都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現實難以容人，作家們才嚮往理想世界。雨果、普希金、海涅等浪漫主義大師同時也是現實主義大師，李白的詩、蘇軾的詞，甚至神魔小說《西遊記》又何嘗不是作家在曲折地反映他們所不滿意的現實社會和現實生活呢？徐志摩也不例外。徐志摩詩歌對於愛情和自然風光的帶有唯美色彩的浪漫描繪是建立在現實社會的黑暗和詩人現實生活的不如意的基礎之上的。徐志摩詩歌的浪漫主義能夠迅速找到現實主義根基，也與狄更生有關，——狄更生在徐志摩留英結束前向他推介了英國老作家托馬斯·哈代（1840-1928）的詩文。 哈代作品中的思想是悲和勇的有機統一，為此，本文也就從這兩個方面探討哈代作品對徐志摩詩歌創作的影響，即：哈代的悲與徐志摩詩歌的現實主義基調；哈代的勇與徐志摩詩歌的浪漫主義特徵。 ...（托馬斯·哈代） 一、哈代的悲與徐志摩詩歌的現實主義基調 1923年，徐志摩參與成立「新月社」，正式開始了他的僅僅持續數年的詩歌創作活動。也就在這一年，他接受狄更生早前的建議，讀了哈代的一些小說和詩歌，後來於1924年1月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評論談了他對哈代作品的感受，他說，讀哈代的作品「仿佛看得見時間的大喙兇狠的張著，人生里難得有剎那的斷片的歡娛與安慰與光明，他總是不容情的吞了下去，只留下黑暗似的記憶……刑苦你的心靈……」 哈代的作品有著濃厚的悲觀色彩。比如其代表作《德伯家的苔絲》，主人公苔絲是資本主義社會專制和暴力的無辜犧牲品。苔絲的悲劇似乎是神在冥冥之中設定的，苔絲雖然非常堅強，敢於同黑暗勢力鬥爭，但是卑賤的家庭出身使她無法躲避命運對她的一次次迫害，儘管她殺死了她的悲慘命運的始作俑者亞雷，但她還是得通過自殺的方式製造自己最後的悲劇，因為資本主義法律容不得她的反抗。哈代很喜歡自己創造的苔絲這個藝術形象，他喜歡苔絲的美麗、善良、純潔和敢於向黑惡勢力鬥爭的勇氣，但是他並不能給苔絲安排一個滿意的結局，因為作家認為「人的命運是諸神的戲弄，是由一個睡眼朦朧的織網者手指無意識地然而又是熟練的編織出來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外國文學史》第223頁）。就是說，現實社會固然不好，但是你無法躲過它，你必須面對它。 哈代作品對黑暗的社會現實的正視震撼了徐志摩，這使得資產階級貴族家庭出身並且做著北京大學教授的徐志摩實在不敢用自己的詩寫那些卿卿我我的夢話，他無法迴避包圍著他的現實世界——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徐志摩的詩歌與哈代一樣，反映了一個到處製造悲劇的、黑暗的、無法迴避的時代。 徐志摩的詩歌反映了北洋軍閥多年混戰的罪惡，挖掘了時代悲劇難以避免的根源。詩人寫於1926年6月的兩首《戰歌》就描寫了軍閥們草菅人命的狀況。詩寫道：「大帥命令以後打死了屍體/再不往回挪/就在前邊挖一個大坑……/給他一個大糊塗/也不用做記從/管他姓賈還姓曾」。死去的士兵埋了也就埋了，可是還有受傷的士兵大帥也叫給埋了，因為這些士兵帶回去之後不僅要給他們治傷，還要發撫恤金，只能是負擔，詩寫道：「嘿，三哥，還有沒死的/還開著眼流著淚呢…/聽大帥的話沒有錯/見個兒就給鏟/見個兒就給埋/流啥淚，誰跟你囉嗦！」詩人雖然直面了這種慘絕人寰的罪惡，但是他是絕望的，他看不到軍閥混戰何日是個頭，他以近乎哭泣的語調寫道：「那田畦里碧蔥蔥的豆苗/你信不信全是用鮮血澆！」他詛咒軍閥混戰的這個時代的「人變獸的恥」是連那「西山黃昏的一天紫」都「塗不沒」的。 國共合作組織北伐，結束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然而，國民黨迅速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時代的悲劇繼續上演，徐志摩詩歌對此也有鮮明的反映。詩人於1927年9月發表了《俘虜頌》一詩，詩所反映的是南京大屠殺的情形，幾個在大屠殺中的死人堆中僥倖活下來的革命者泅江而去，詩人被他們頑強的求生意志所感染。雖然階級局限性使詩人不理解他們的追求，以至於他說他們「拼了命也不知為了誰」，但是詩人還是以「俘虜頌」為詩題讚揚他們，並一方面痛斥國民黨反動派「提著殺人的兇器/帶著殺人的惡計」，一方面痛斥為虎作倀者「為了一個人的荒唐/為了一個人的獎賞」甘做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兇。同樣的，詩人對現實是悲觀的，他看不到祖國的未來，所以他在這首《俘虜頌》的最後寫出了「眉眼糊成了玫瑰/口鼻裂成了山水」這樣絕望得令人恐怖的詩句。 除去軍閥混戰、國民黨叛變革命這些重大的歷史現象和歷史事件，徐志摩的詩還反映了形形色色的令他悲憫的社會現象。比如寫於1923年的《一小幅的窮樂圖》描寫了幾個窮人撿煤渣的悲慘生活。「有小女孩，有中年婦，有老婆婆/一手拿著筐子，一手拿著樹條/深深的彎著腰，不咳嗽，不嘮叨/也不爭鬧，只是向灰堆里尋撈」，而灰堆里還有因勞作死去的人，詩的最後以「女孩叫道，我撿了一塊鮮肉骨頭」兩句表現了詩人的同情心和他對未來的絕望情緒，——詩人似乎預感到這些撿煤渣的窮人會成為不久之後的另幾塊骨頭。 當然，徐志摩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是他的愛情和愛情詩。徐志摩看起來是一個「泛愛」的人，每一段愛情都不能持久，他見一個愛一個，一愛上就愛得死去活來，而且還「愛你沒商量」，根本不管對方愛不愛自己。《再別康橋》中所描繪的康橋美景其實就是徐志摩心中的未來社會的圖景，但是，黑暗的現實卻令徐志摩絕望，徐志摩正是因此才希望通過愛情來平衡自己的心理，他希望有一個懂他的完美女人代替那個他認為不會出現的社會圖景，這樣，他對這個女人的要求就會非常高。而現實生活中是不會有完美的女人的，所以林徽因晚年就曾對自己的孩子們說：「徐志摩當初愛的並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像出來的林徽因，而事實上我並不是那樣的人」（人民文學出版社劉東黎所著《北京的紅塵舊夢》）。所以，徐志摩的愛情詩幾乎都是描寫自己的失戀情緒，這是不如他意的現實世界和現實生活在他的愛情心理和愛情生活上的反映。 總之，哈代作品中的悲深刻影響了徐志摩詩歌對現實生活帶有悲觀絕望情緒的關注，這是其帶有唯美色彩的浪漫主義詩歌的現實基礎。 ...（位於英國多切斯特的哈代故居） 二、哈代的勇與徐志摩詩歌的浪漫主義特徵 徐志摩對哈代的關注是持續的，1923-1927年間他翻譯了大約二十首哈代詩歌，還發表過有關哈代及其作品的幾篇評論文章。隨著他對哈代研究的深入，他不僅發現了哈代作品中的悲，還發現了與悲對立著的勇。1927年7月，通過狄更生的穿針引線，徐志摩到英國多塞特拜會他一直景仰的年已八十七歲的哈代。親耳聆聽哈代對他本人作品的總結，徐志摩受益匪淺，回國後他發表了《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哈代的悲觀》等評論文章。這些評論文章反映了徐志摩對哈代認識的升華，特別在他對於哈代作品的悲和勇的辯證關係的認識上。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文學界一直把哈代當作一個「悲觀主義者」和宿命論者，認為哈代作品中的主人公永遠都不能擺脫悲劇命運。通過哈代的面對面解釋，徐志摩理解了哈代作品中那掩藏在悲下面的勇。比如哈代的長篇小說《還鄉》。小說的主人公約布賴特通過在都市的多年拼搏成為一個大資本家，而他的家鄉愛敦荒原雖然風光優美，但依舊貧窮落後，約布賴特決定還鄉投資以改變家鄉的面貌。然而，愛敦荒原的人們已經習慣了懶惰的生活，除非約布賴特直接把錢發給人們，人們才會接受他的好意，人們不願意到他開辦的工廠或農場裡勞動，相反還仇視他。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失敗，約布賴特最後「敗光」了全部財產，絕望之際他只得去做傳教士以謀生。愛敦荒原的田園牧歌象徵著大自然和社會的美好，但那只是作家心中無法觸及的夢，而愛敦荒原的落後和人們的麻木、冷酷則象徵著大自然和社會的扭曲。小說固然反映了愛敦荒原的扭曲不可改變的現實，但是小說通篇更要表現的卻是約布萊特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 徐志摩在自己的評論文章中這樣談他對於哈代的悲和勇的辯證關係的理解：「哈代不是一個武斷的悲觀論者，雖然他有時在表現上不能制止他的憤慨很抑鬱」，「他也不放棄為他的理想尋求一條出路的決心——為人類前途尋求一條出路的決心」（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年版《徐志摩全集》第八卷第189頁）。在徐志摩的眼中，哈代作品中的悲是為勇而設計的，正是因為悲劇的不可避免，主人公的勇才顯得更加壯烈，更有感人的力量。徐志摩在哈代1928年逝世後不久還寫了一首詩《哈代》，用詩的語言進一步描述自己對於哈代作品中悲和勇的關係的理解：「他就愛把世界剖著瞧/是玫瑰也給拆壞……/他爭的就一點——/一點靈魂的自由/也不是成心跟誰翻臉/認真就得認個透。」詩人不相信哈代放棄了對未來的希翼，因為他知道哈代始終「高擎著理想」以「維護思想的尊嚴」，「如果前途還有生機/思想先不能隨便。」 其實，哈代作品對於悲和勇的關係的這樣處理反映了西方文學的傳統。古希臘時期的著名史詩和悲劇比如《伊利亞特》、《俄狄浦斯王》、《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無不在無法避免的悲劇中表現主人公萬死不辭、永不服輸的鬥爭精神。 徐志摩理解了哈代作品中的勇之後，他的詩歌中的悲觀絕望格調得到了改變，詩人在直面不如意的現實世界和現實生活的同時，著力抒發自己對未來的美好期盼之情，培育並釋放自己對美好未來的追求力量，詩歌從而更多的顯示出浪漫主義特徵。 在社會生活上，不管黑暗會持續多久，儘管悲觀之情依舊難以釋解，但是徐志摩願意等待，哪怕等到的未來是另一種黑暗他也不介意。詩人在1930年所寫的《殘破》中一方面直面「殘破」的令人沮喪的現實：「當窗有一團不亮的光亮/風夾著灰土，在大街上小巷裡奔跑」，「生尖角的夜涼在窗縫裡/妒忌屋內殘餘的暖氣/也不饒恕我的肢體」，「左右是一些丑怪的鬼影/焦枯的落魄的樹木/在冰沉沉的河沿叫喊」，另一方面描寫自己願意「在深深的深深的夜裡坐著」以等待這一切不如意的消失：「我要在枯禿的筆尖上」「抒寫我的殘破的思潮」，「重興一個殘破的天地」。 對於美好的社會，僅僅等待是不夠的，徐志摩還要不懈的去追求，他在臨死前不久所寫的《火車擒住軌》中以熱情洋溢的浪漫語調寫道：「火車擒住軌，在黑夜裡奔/過山，過水，過死人的墳/過橋，聽鋼骨牛喘似的叫/過荒野，過門戶破爛的廟/過池塘，群蛙在黑水裡打鼓/過噤口的村莊，不見一粒火。」詩中的火車象徵著奔向未來的力量，也象徵著詩人自己。一個「擒」字寫活了全詩，火車緊抓鐵軌，一路所駛過的墳、破廟、黑水等都意象象徵著令人討厭的現實社會和不如意的現實生活，這正是詩人一方面直面現實的悲哀，另一方面堅定的奔向未來的精神面貌的形象寫照。 徐志摩的愛情詩很多，這些詩歌大多表現了詩人失戀的痛苦，但是其後期的愛情詩卻在痛苦的掙扎中撥響了永不停息的追求的弦。比如在1929年所寫的《我等候你》一詩中，徐志摩設想了他不能等來愛情的情形：「你這不來於我是致命的一擊/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陽春/教堅實如礦的鐵的黑暗/壓迫我的思想和呼吸/打死可憐的希翼的嫩芽/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給/愁苦、羞慚與絕望的慘酷。」但是，悲觀歸悲觀，詩人決不放棄，他寫道：「我等候你/我守著戶外的昏黃」，「我信我確然是癡/但我不能轉撥一支已然定向的舵/萬方的風息都不容許我猶豫/我不能回頭，運命驅策著我！」 總之，哈代作品中的勇影響了徐志摩後期的詩歌創作，使他的作品在直面悲的現實的同時，又表現出敢於等待未來和追求未來的勇氣，哈代般的勇和悲的結合強化了徐志摩詩歌的感染力，增強了徐志摩詩歌的浪漫主義特色。 ...（徐志摩詩中的康橋） 徐志摩是中國現代著名詩人，他的詩歌的唯美色彩和感傷的浪漫主義首先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新詩藝術在探索中不斷發展的產物，受到過包括「新月派」詩歌理論家聞一多、現代派詩人戴望舒在內的同時代眾多詩家的影響，同時也是當時社會現實和詩人所處的不如意的現實生活所決定的，因此其浪漫主義具有紮實的現實生活基礎。其次，我們不能忽視西方浪漫主義詩人、唯美派作家的作品，特別是直面悲和發揚勇的哈代作品對徐志摩詩歌創作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強化了徐志摩詩歌的浪漫主義特徵的同時，也進一步夯實了徐志摩詩歌的現實生活根基。基於哈代對徐志摩特別重要的影響，本文從兩個方面做了以上探討，即：哈代的悲與徐志摩詩歌的現實主義基調——對黑暗的正視；哈代的勇與徐志摩詩歌的浪漫主義特徵——對光明的追求。 【說明】文章受原創保護，站外轉發請告知作者。 ...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於江蘇宿遷，傳統文化學者，世紀初曾在教育主管機關從事文字工作，後辭職創辦江蘇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培訓學校，十餘年間一直身居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第一線，個人事跡多年被載入《江蘇教育年鑑》。2016年開始結廬鬧市做自由寫作者。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涉中外文史哲諸領域。世紀初曾有論文獲人民日報專題徵文一等獎；2019年以來先後有五十餘篇論文獲得今日頭條「青雲計劃」獎，獲頭條「深度長文精選頻道創作者」、「青雲實力派創作者」等稱號，並被聘為文史類作品評審團成員。 （編輯：董堯、霜嬋、豐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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